1964 年，常溪萍（右一）会见越南劳动青年团代表团
常溪萍书法作品
我和常溪萍同志共事，是在上世纪60 年代中 期。当时，我在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高教处工 作。1964 年和1965 年，常溪萍先后被任命为上海市 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部长。他来到部里之后，组 织上安排我直接配合他工作。直到1966 年文化大 革命，我们共事的时间前后大约两年多。在这期间， 我亲历了常溪萍同志所处理的许多大事小事。他处 理大事时维护党性、坚持原则、是非分明，令我肃然 起敬；他处理小事时关爱群众、严于律己、平易近 人、艰苦朴素，同样令我难以忘怀。常溪萍在处理“小事”中显现出来的党的好干部形象，至今仍然清 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1964 年11 月，常溪萍同志受组织委派，带领上 海部管高校的代表，前往北京大学参加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试点工作。我负责秘书工作随同常溪萍同志 一起前往。
到达北京大学后，学校为我们安排生活，解决 住在哪儿，哪儿用餐等问题。常溪萍同志当时是上 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的领导，也是北京大学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领导人之一、西方文学系的 工作组长，却对食宿没有提出任何特殊要求，而同 大家一块儿住进了教工宿舍。他说：“我们是来参加 社会主义教育的，要深入群众，住在教职工宿舍、吃 在教职工食堂，便于与群众打成一片。”常溪萍同志 住在德斋，我住在均斋，一同在教职工食堂用餐。参 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的领导同志，常在朗 润园专家招待所开会，讨论工作，也就在专家招待 所餐厅用餐。而常溪萍同志到了用餐的时间，他总 是回到自己用餐的教职工食堂和我们共同进餐，从 未踏进专家招待所餐厅一步。
在北大前后8 个月的生活、工作期间，常溪萍 同志总是尽可能与师生生活在一起。他对我们说：
“百分之百的教授我们都要拜访。”他在西方语言文 学系，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走访教师，参加教师的各 种会议，深入教研室、家庭与教师谈心、讨论，交换 意见。
在学生生活的场所，经常可以见到常溪萍同志 的身影。他紧密联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导同学 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会正确看待和处理问题，正 确对待人生道路上的困难和曲折。工作之余，他常 和学生一起活动。他常拉着我与学生一起打篮球。 他在球场上跑累了，气喘吁吁，就到场边坐在地上 休息一会儿。学生好奇地问他：“您坐在地上不脏 吗？”他笑笑说：“泥土是最干净的。坐惯了，以前打 游击，休息都是坐在地上。”常溪萍同志在西语系交 了不少年轻教师朋友。在这些年轻教师眼里，常溪 萍同志既是一位领导者，更是他们的老师、父辈和 知心人。他们有什么看法、思虑、困惑，都向常溪萍 同志吐露，所有的知心话都能对他讲。常溪萍同志 给他们分析党员应有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实事 求是的优良作风、党内生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确 原则、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等等。
1965 年7 月,我随常溪萍同志由北京大学回到 上海。8 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 部部长，我被任命为部办公室主任，又在他直接领 导下工作。
常溪萍同志担任部长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按 规定需要为他分配住宅和家具，而且由我们办公室 负责具体操办。记得当时机关事务管理局提供了两 处住房供他选择，一处在武康路40 弄1 号，另一处 在康平路100 号。武康路40 弄1 号的三层楼房是 民国初年的老房子，二、三楼均已户有所主，只余下 底层，环境较差，房屋和设施陈旧。但这里距离当时 市委办公地点海格大楼（现静安宾馆）近，单程不到 1 公里。康平路100 号是新建的住宅楼，居住条件和 舒适度要好得多，但距离市委办公地点比较远，上 下班需要小轿车接送。当我向常溪萍同志汇报这些 情况后，他毫不迟疑地说：“就选在武康路吧，离办 公地点近，上班不用汽车，走路过去就行了。”此后， 他搬入武康路住宅，就每天经武康路、华山路，来回 步行上下班。
搬一处新居，少不了日常起居必需的家具和用 品。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分配住房时，是同时要考虑 安排的。我去征询常溪萍同志的意见，问他配什么 样的家具，还需要哪些日常用品。常溪萍同志说： “我在华东师大工作十年，他们给我购置的家居用 品都没有坏，还可以继续使用。去和华东师大的同 志商量一下，将那边我用过的旧家具搬过来继续用 就可以了。”至今，这些华东师大的旧家具，还摆放 在常溪萍在武康路的故居。
当年，电话还远未普及到家庭。而根据部长工 作的需要，家里应安装一部电话，这也是机关事务 管理局要做好的工作。当这部电话安装好之后，常 溪萍同志自立规矩，订了使用电话的约法三章。他 明确告诫家人：电话只能因公事使用，个人和家里 的私事不得用电话；如果因为急事动用了电话，必 须按照公用电话亭规定的标准，交纳电话费。他还 请人特制一个小箱子，放置在电话机的旁边，作为 私事电话收钱用。
部长们的工作很繁忙，上下班、外出开会，到基 层调研，都少不了用车。这也是机关事务管理局必 须安排的。当时，机关的车队在延安西路33 号。部 里几位副部长因住址距离上班地点较远，上下班 都由车队派车接送。常溪萍同志照顾同事用车，体 谅车队司机的辛苦，自己坚持步行上下班，从未让 车队接送。同时，他还对家人自立规矩：不能因为 私事向公家要车。如果意外急需，用了公家的车， 必须如数交纳车费。有一次，他的夫人因为自己的 父亲急病用了一次小车，便按照规定的费用标准， 如数交纳了车费，并将车费收据保存备查。还有一 次，因孩子高烧需向学校请假就医，用了车也如数 缴纳车费。
50 多年过去了。在常溪萍同志身边工作的那些 岁月，我还是30 多岁的青年人，而今已跨过86 岁 高龄。时过境迁，许多往事均已逐渐淡忘。然而，常 溪萍同志所处理的这些“小事”，却时时在我的心里 闪烁着光亮。见微知著，怀瑾握瑜，透过这些“小 事”，让我看到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深切感受到党 性的光辉！
（作者曾 任上海市委教 育卫生工作部 办公室主任， 上海教育学院 党委书记□方小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