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利通 1937年11月生，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
1980年代，金利通与学生研讨
主持人：化学系是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就建立的11个院系之一，您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同学和老师，能给我们分享您读书时的故事吗？又是什么样的机缘使您留校工作？
金利通：1956年到1957年这两年，我们学了无机、有机分析等基础课。1958年全国搞大炼钢铁运动，学校统一组织我们去工厂。那个时候干劲是很足的，我去的是安徽的蚌埠，那里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厂，地委书记在那里蹲点。当时炼铁是蛮难炼的，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自己搭出来炉子，自己再倒进去料，那位地委书记要求也很严格，他说，小金我跟你们讲，我一天睡两个小时，你们只能一天睡四个小时，我也只能说好。当时这个经历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炼铁是很苦的，一天20个小时都在那里，一边炼一边就算每一炉能出多少铁，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多少。我喜欢做一些创新的工作，所以做计算配方这些事情做的还可以，炼铁也好，后来炼钢也好，做的都还不错。到1960年的时候，系里就想把我留下来。刚留下来，市里面要编一套《十万个为什么》的科普读物，这是中国很多版本《十万个为什么》的第一版，学校里安排让我去编写。1960年到现在已经58年了，我家里这个书也找不到了，后来有一次我跟陈群校长他们到越南去访问，在胡志明主席展览馆里面，看到毛主席送给胡主席的一套书，里面有一部《十万个为什么》，我再一看，化学类的作者里面有金利通，看到后就心里十分开心。
主持人：您在八十年代访学日本，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机会是十分难得的，当时来讲也是很少有人能有去国外做访问、研究的，是什么机缘巧合下您获得了这个机会呢？
金利通：1977年的时候，上海市教材编写组想把我留在市里面，但是我个人还是想要回华东师大，所以在我的坚持下，1978年我就回到了化学系工作。回来以后，当时宝钢正在筹建，因此准备培训一批日语翻译，选择了我们数学馆作为培训的场地。我们华东师大也选了三个老师去旁听，我一个，苏文才一个，还有一个历史系的老师，那些接受培训的翻译们白天上课，晚上就一边走路一边练习日语，我就跟着他们一起讲、一起练习，就这样旁听了一年，我也练习了一年。不过我们三个人只是旁听，没有参加考试的机会。后来过了没两年，国家有一个公派出国的项目正在招人，通过考核之后可以到日本去留学，那我想我旁听、陪练了一年日语，我觉得我的水平应该也还可以，而且试试也没什么损失，所以我就大胆地去考试了。这一考考了86分，这个分数被录取了，就正式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去日本访学两年，主要搞分析化学的学术研究。
去了日本后，我注意到我的导师发了156篇文章，而我只有10多篇，差得远了，所以我就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超过导师。我在日本的学习也是比较辛苦的，从早晨七点钟就去实验室，晚上到很迟才回去，有的时候甚至要到凌晨一点钟才回去。在这种强度的训练之下，在日本的两年，我一共在SCI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四篇文章，可以说成果还比较显著。
这个期间我也从日本人身上学到了一些方法。我们以前学毛主席的实践论，毛主席的方法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具体来讲就是我通过实践，然后在融会贯通了之后再实践。这个思路当然是对的，而日本的实践论，我了解后认为也比较可取，尤其是在科研方面，这种思想就是“认识—实践—再认识”，就是指首先通过思考去认识、去提出一个问题，自己先思考应该怎么做，先产生一个构想，然后再去用实践来验证它，来修正它，以此来深化原来的认识。我认为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运用到科学研究当中。
主持人：那么从您在日本的这两年经历出发，通过您对日本的观察，您觉得中日两国在高等教育、科研环境等等这些方面有什么不同？
金利通：我认为双方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日本的本科生抓得比较紧，对于研究生，他们跟我们的培养方法不太一样。他们的本科生升到硕士阶段以后，就直接分到各自的研究室去，上课就由本研究室负责，但是上课也不一定全是本研究室的教授，而是采取一种类似于教授走读的方式，比如说我在名古屋大学，那这个星期请大阪大学的教授来上课，下个星期请北海道大学的，再下个星期请京都大学的教授来，当然，名古屋大学自己的教授也到外面去讲课，这样就使得他们的研究生可以听各个方面、各个学校老师的课，知识面自然比较宽，而且听到的都是新的东西，所以他们做出来的题目就比较细、比较创新。而我们这里，导师还要上课，我每年都要给硕士生上课，有的时候还给博士生上课，他们从小学、中学、大学、硕士生在听课，到博士阶段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再上课了，给他几本书，能够写出心得体会等东西来汇报即可。所以这个教学方式上是存在差异的，我认为日本这个方式也可借鉴。
做科研的思路，也略有不同。日本有“实践—认识—再实践”，也有“认识—实践—再认识”，这两种思路互补。另外他们的经费投入也蛮多的，我在日本期间，实验室多几个人都没关系，他们的实验室经费能够支撑得起。
此外，日本人拿到的17个诺贝尔奖里，只有两个非自然科学类的，一个和平奖，一个文学奖，其他都是自然科学奖，这和他们得到一定的经费支撑和长期坚持某一特定的研究方向有关。
我是1982年去的，两年后结束，所以我1984年回到了师大，刚好那个时候开始评高级职称，大概是我发表的学术论文多的缘故，被提升了副教授，到1988年的时候晋升正教授，时间还是比较早的。这之后，我就开始大量地进行科学研究，大量地发表文章，至今，已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536篇论文，申请国家专利32项。
（节选自《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实录》第六辑）